Archive for 七月, 2009

[转]徐星: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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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选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底层人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,

  城里人的生活特别空洞

  人物周刊:你是否还是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?

  徐星: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,挺美好的,挺舒服的,还把它给丢了。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,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。

  喝酒……以前喝得太多了,身体都喝坏了。现在老了,学会节制了——那时几乎天天醉。

  人物周刊:最近做什么?听说你在拍DV?

  徐星:其实是关于“文革”红卫兵的记忆。还没真正开始采访。我去哈尔滨找了些人,还要去重庆。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,在边远的地方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——我就想跟他们聊天,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。

  人物周刊:你也做过知青,在延安,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?

  徐星:我去得比较晚,1975年去的。印象最深的就是饿肚子。没完没了地吃土豆,我觉得我把这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。志丹是那时很有名的贫困县,我最记得我的生产队长,他每天天不亮就来我床头叫我起来上工。那时太年轻,睡懒觉。农忙时,队长每天早上4点就站在炕头求我,快起吧,给咱出个工吧!叫烦了,我就说滚蛋!他说,那你吃啥呢?我说:不吃!两年后我就当兵去了。

  人物周刊: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?花那么多时间、精力,和底层的,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?

  徐星: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。童年的经验告诉我,底层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。而城市里的许多人,他们的生活内容其实特别空洞,苍白无力,精神生活也大致如是吧,所以拍他们没什么大意思。我们现在缺乏同情心,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,似乎是一个大环境所趋。我昨天晚上刚写了篇文章,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感,也没有道德感。我是无神论者,也不信上帝,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则,太轻浮,缺乏庄重感。

  人物周刊:很小的时候,你就开始接触底层的人。

  徐星:我妈妈是医生。1967年,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,响应毛泽东的“626指示”,说大医院的医生不应该在城市里给资产阶级大老爷看病,应该到农村去。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,也被打为“右派”,被管制起来了,几乎没有人身自由。我姐姐在内蒙插队,我哥哥在怀柔,家里6口人,在 6个地方。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

  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。从北京坐火车,30个小时到西安,在西安转车到咸阳,然后再坐一整天的长途车,才到我妈妈的地方。晚上在火车站睡觉,见到许多逃难的人,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,感到特别震撼。那时特别冷,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,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。他们对我也很好奇,都当我是城里人,觉得我像一个落难少爷。他们都说,孩子真可怜,就把离火炉近的暖和的地方让给我。我听着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,慢慢地睡着了,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的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,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。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,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,对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。

  那时火车不准点,每一站都停。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景象,真是哀鸿遍野,民不聊生。那时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,跟在城市里见到的,听到的教育,完全不一样。饥饿,贫穷,没爹妈的保护,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。

  然而出门几次后,我就上瘾了。我特喜欢坐长途车,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,车上有猪呀,鸡啊鸭子呀,挤在一起,这是活生生的生活。

  人物周刊: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?

  徐星:没什么本质的变化。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。不知道卖玉米的姑娘的经济活动和国家的GDP增长是否有关系,大概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,因为她的生活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。她被人拐卖过,颠沛流离,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。她每次看见我,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。

  我问她,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她说,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。

  人物周刊:1986年,你骑着一辆28吋自行车,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,一直到深圳。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?

  徐星: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。我走到哪里,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。当时还没有京广高速公路。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。树都砍了,路边有无数的工人。我路过河南的时候,正好农民收麦子,我就把自行车一放,问他们,我帮你们收麦子,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?他们特高兴,说来,来。干完活,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。

  人物周刊:你对权力没什么欲望?

  徐星: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,大概能算有点权力吧,管人,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,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。早晨一进办公室,都说徐总好,徐主编好,我特受不了。还有人诉苦,说谁谁对他不好。我觉得这特别扭,特可怕,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。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。

  我简单,都是出于自私,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,我要是天天计较,算计,那该多累呀。

  人物周刊:体制外对你有影响吗?

  徐星:有吧,就是没有保障吧。为了他妈的生存,要去挣点钱吃饭,经常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做过好多事啊,比如拍广告。每个人都得为了生活付出点代价。比如你,还得为了生活来采访我,哈哈。

  人物周刊:你的幸福是什么?

  徐星: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,生活里的很多小事,比如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,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,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,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,生活对我来说,还是挺美好的。

  人物周刊:你对未来有何憧憬?

  徐星:我的未来很渺茫,不确切。因为我还很年轻,才50岁。

采访:吴虹飞